关注我们，更多精彩信息及时送达！
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登录领取更多星空官方福利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
中国第一代货币是下载星空全站APP铜钱，盛唐之前中国的主要货币始终是注册即赠送688方孔圆钱。经过了宋代原始自由经济大发展，铜币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总量，取而代之的是纸币——交子、会子、中统交钞，等等。
为什么大明帝国会突然放弃纸币，转而向银本位演进呢？
不是大明帝国想放弃纸币，实在是朱家王朝不争气，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纸币是纸做的，根本就不值钱，值钱的是纸币背后的信用。大明帝国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乱发纸钞，把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破坏得一干二净，明成祖之后大明宝钞已经基本变成了废纸。
正统元年，明英宗发布命令：江南府县必须将四百万石的粮食贡赋改为一百万两白银，变相承认了白银的法偿货币地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帝国完全放弃了金银交易禁令，被迫承认白银为帝国的合法货币。
《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嘉靖末年，全书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
从币材有效性来讲，白银为币的限制是很多的。皇帝权力再大也不能变出白银来，有多少白银才有多少货币。
白银货币体系束缚了封建专制帝国的掠夺之手，帝国再也不能随意动用货币政策这种杀手锏来劫掠民间资财，是好事吗?
未必，因为大明帝国没有多少银矿，不适合以白银作为贷币。
据《天工开物》记载，大明帝国银矿分布于湖广、江西、浙江、云南一带，一半以上的白银产自云南。即使在云南行省，每年产白银不过也就是十万两，全年帝国产银不过也就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等于说，整个大明帝国每年所产白银用几辆大卡车就能拉走，即使大明帝国放开一切对新兴产业的束缚，从国内货币供应量来看，原始自由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无论你想干什么，哪伯是摆个地摊，第一位需要做的就是筹集资本。
同时代的西欧却是大明帝国一个完整版的反证。1510—1600年，新大陆金银迅速诵入西欧，倏忽而来的金银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几乎所有商业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然后就是商业兴盛、各行业随之兴盛。在人类刚刚走出洪荒的年代，只有足够的贸易才能刺激出更精细、更有效的专业分工，而这一切，先决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货币。
今天，人们把西方这场持续了近一百年的黄金白银流入誉为“价格革命”，意思是黄金白银供应量剧增刺激了国内需求，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产业相继兴起，这也是后来工业革命最直接的诱因。
反观大明帝国，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整个帝国开始遭受“银荒”的困扰。嘉靖四十三年，帝国正式承认白银为货币两年后，户部有了这样的奏报：太仓全年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半年不到就已经花掉了一百七十万两，过头税也不能再收了，顺天府正税每年不过十万两白银，额外加征的税银已经到了十一万两，所辖大兴、宛平两县，无论穷富，全村逃亡的不在少数。
嘉靖四十五年，一辈子向神仙行贿的朱厚熜还是没有看到长生不老报告获批，终于带着无限遗憾去跟神仙面谈了。
隆庆皇帝刚刚登基，就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大明帝国缺钱，想铸钱没有银矿，想发行纸币又没有人承认。时人慨叹：天下之民最缺的并不是五谷锦帛，而是白银乏（天下之民，惶惶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
办法总比困难多！
没有银矿没关系，国内没有，国外还没有吗？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下令，放开海禁、承认私商下海合法、进口白银，即《明史》中所谓“隆庆开海”。
很多人认为，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集中于西欧与新大陆、非洲、印度，中国没有参加这场世界性的大变革。
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15—16世纪，确实有很多货物（请注意，不是商品）从新大陆、非洲、印度运输到西欧，但这些货物相当一部分不是买来的，而是抢来的，所以不能称其为商品。
当时，西欧人做买卖，买的是中国货！
西欧人对华贸易多是转口贸易，吕宋、日本、马六甲、台湾岛和澳门是几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有三条商路最为著名：
从美洲、西欧—吕宋—中国，主要贩运中国的生丝、棉织品；
西班牙、葡萄牙与中国台湾、澳门之间的直接贸易，主要贩运瓷器、香科、丝绸；
西属美洲殖民地—日本—中国台湾，每年春节之前，早已来到日本的西方商人扬帆起航，借助东北季风载着白银驶向台湾等地，在这里他们可以买到中国白糖、小麦、丝绸、沉香木、樟脑和陶瓷。
在运回中国货的同时，所有西方贸易舰船只向中国运输一种东西——白银！
据《美洲的船队及海难》记载，即使一条小商船也会载有上千条白银，每条重七十磅！万历年间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驶往澳门的途中沉没于东南亚海域，1985年这艘沉睡了几百年的航船终于重见天日，打捞者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居然装了整整一万公斤白银！
人们都知道，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独占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据说，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仅就自银占有率而言，还有一个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大明帝国，西欧官方数据估计，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向了中国，而美国学者Barrett等人则认为，三分之一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走私，新大陆43%—57%的白银最终流入了中国！
台湾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估计，隆庆到崇锁年间，共1.5亿两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很多人说“隆庆开海”激发了大明帝国对外贸易，自此，大明帝国商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这也是大明帝国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证明。
隆庆年间大明帝国确实有繁荣的海外贸易，只不过城郭之间的私商同样没有捞到任何便宣。 “隆庆开海”并非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扬帆远航，还是要办很多手续的：首先要在居住地由邻里进行担保；然后才能向当地县、州两级衙门递交申请；最后由朝廷海防机构核准，并发给“船引”，即出海贸易的营业许可证。
一个普通商人可能确实去过县里、州里的衙门，去朝廷办“船引”，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一张船引的价格只有三两白银，而一船白银的利润却至少是几十万两白银。行业准入需要审核，如此低廉的入门费、又有如此丰厚的利润，要说没有黑幕鬼都不信，获得“船引”的入又岂能是私商？
先不要愤怒。
其实，在世界历史中，商人与帝国权力相结合是一种常态。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都是获得了王室资助才得以率队远航，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权庇护下才获得贸易专营权。
都是帝国支持下的对外贸易，为什么西欧演进出资本主义，大明帝国却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最后连资本主义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埋葬？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国贩运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丝、瓷器、香料、丝绸、纺织品……拿回来的只有一种东西——白银！
《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描述：中国商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银而不关心其他西方货物。
货物和白银，二者有区别吗？
答：有。
——西方大航海时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创新，国内从来没见过，必然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新的货物带来了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带来了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又会带来新的财富。
——反观大明帝国，这场财富盛宴的获益者甚至不是帝国统治者，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链条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中国近现代主要的商人集团基本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比如，晋商、徽商，万历朝首辅张四维就是晋商首领，后来的东林党也是江浙一带的商人集团。
据《明史》记载，时人感叹，当今朝廷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敌国了！
海外白银集中在少数官商手中，绝大部分会成为窖藏，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没有带来任何创新……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在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农耕社会，土地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投资渠道。
在原本土地兼并就非常猖獗的惰况下，新涌入的货币资本致使地价倍增。我们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渐地区的地契交易记录，隆庆、万历年间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产价格尤其离谱，据《剑桥中国明代史》估计，一套尚书、待郎的宅邸价值在七干两白银左右，当时一个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年收入不过只有十二两。
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却没有带来真正的海外财富，毕竟白银本身不可能提高国民福利，最终所有的财富还是要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产劳作。
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
嘉靖、隆庆年间，大明帝国市面上再次流传一幅新的《流民图》，所绘城市为鱼米之乡苏州，大量居无定所的流民涌入了这座以富庶和策繁华著称的城市，人们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或匍地行乞，或以杂耍为生……
大明帝国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真的就国富民强了吗？
在明代，甚至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把白银变为货币的人是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
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初年（1573年）成为内阁首辅，是一个可以与唐代杨炎、宋代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人物。与扬炎、王安石一样，张居正也以擅长理财著称：隆庆年间（1568—1573），帝国太仓几乎年年亏空二、三百万两白银之巨；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帝国太仓存银己高达四百万两，粮食可供此后数年之用。
《国榷》将当时的情况誉为“海内肃清、四夷慑服”。此前、此后大明帝国都从未有过如此强盛的国势。
如此成绩，张居正身后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有人将他称为“宰相之杰”、“旷古之奇”、“救时宰相”，也有人说他“专权搜证”、“自作威福”、“苛察”、“扰民”。自张居正去世，这场争论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世事轮回，直至今日仍然“迄无定评”。
张居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相信大多数人知道王安石都是从“王安石变法”这个名词开始，然而，历代史家极少有人以“张居正变法”来描述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做了和王安石一样的事情，却从未标榜自己要“变法”，他所做的一切那是“悉遵成宪”。
王安石打出口号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看似痛快淋漓，其实不过是花哨的武术套路，近身实战根本抵不过凶悍的直拳、勾拳。奸臣当道、山河残破，说穿了是有人拿了不该拿的钱、利用手中的权力分走了太多利益。地摊讨价还价尚能争得面红耳赤，变法者要重新分配天下之财，又是一场多大的斗争？
国事唯艰，旧制度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却一定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那是无数前人心血的结晶，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这些制度才能历经百年不变。
在习以为常的旧制度中，突然跑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打了这个饭碗、扒了那个官衣，脾气好的写封信劝一劝(比如司马光)，脾气不好的没准抄家伙就奔你家去了(比如苏辙)。
张居正曾这样评价“变法”二字：今上继承了祖宗的皇位、臣民、江山与舆图，变法、变法，今日岂无法、祖宗之法岂恶法？治新者仍旧是原来的那些人，新法不过是几个新名目，焉能指望旧人依新法？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群宵小自作主张，试图打破现行利益分配框架另谋利益！
所以，法绝不可轻变！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需要的不是变法，而是变人、变心，尤其要变官（惟在于核吏治）！只要“悉遵成宪”就能管住这些不可一世的封建官僚。
不变祖宗之法，就收拾不下你们了吗？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管住当官的，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即，考成法！
“考成法”说白了就是业务考核，今天的金融业员工深受其累，银行有存款任务、券商有经纪任务、保险有保单任务，年底算账没完成任务，您就得“听狗叫、看猪脸、任务加重工资减”！大明帝国当官原本也没那么容易，州道府县都有税收指标，朱元璋时代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被一刀咔嚓掉——完不成任务就是贪污了！后来皇帝懈怠政务，封建官僚也就失去了制约，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当官的不敢向官家豪强收税，考核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张居正看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为政之初他就宣布：治事并不在那些毫无用处的一纸空文，而难在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如果从来不去考核、不去总结教训、不去追究责任，人人就会都怀着苟且之念，纵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也难有回天之力！所以，要“月有考，岁有稽”，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
六部及州道府县都要设立三本账簿，把每个月该办的事情都写在上面，自己留一本、监察机构一本、张居正一本。到时候对账，不把活干完，一把手降职！
为了明确考核指标，张居正的第二条办法是丈量土地，核查财产，向富人征税。
帝国太仓年年亏空，完全是因为有钱人通过各种名目掠夺小民土地(曰飞访、曰影射、曰养号、曰挂虚、曰过都、曰受献……)，掠夺土地又隐瞒土地。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团八百五十万七干六百二十三顷，正德年间朝廷可以征税的土地已经不足四百万顷了，隆庆年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无一亩田者居然要负担七八十亩土地的税收，富者种无粮之地，贫者输无地之粮！
如果豪富之家膏腴之地跨连郡邑，编户末民无衣无食却要负担绝大部分田赋，人们焉能不逃亡山林又转为盗贼？
“向富人征税”只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之一，也并非张居正首创。大唐帝国的杨炎曾经推行“两税法”，试图“唯以资产为宗”向富人征税，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最终杨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赐死。
跟杨炎相比，张居正还是有底气的，张居正有杨炎等人不可能具备的一个特征：杨炎只是宰相，张居正却拥有绝对权力。
皇帝是中国古代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也只停留在理论上，事实上经常有人不把皇帝当干部。在张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个傀儡，有一次张居正让万历皇帝读(《论语》，这个十岁的儿童把“色勃如也”读成“色背如也”，结果，张居正怒吼一声：这个字应该读“勃”！万历皇帝居然吓得抖如筛糠，估计就如同当年班主任让我请家长一样。于万历皇帝而言，张居正基本类似于狼外婆之类的狠角色，李太后在教育万历皇帝的时候就经常把张居正挂在嘴边：使张先生闻，奈何？
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吾非相，乃摄也！这句话的意思摆在当时其实足以杀头了，张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这个头衔了（虽然他实际上连宰相都不是），而是要当摄政——真正的皇帝！
摄政至高无上的位置赋予了张居正绝对权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并剿灭一切反对者！万历五年，大明帝国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无论封疆大吏、勋臣贵戚还是皇室王爷，必须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则，你再牛，总牛不过张摄政，无论官至几品都要把你发去戍边！万历九年，帝国在册土地扩大到七百多万顷，达到了刘瑾整理军屯以来的最高水平。
万历九年，做完以上两项，张居正使出绝招——“一条鞭法”！
明太祖朱元璋以汉文帝自标，规定帝国田赋不得超过三十分之一。三十税一的税率确实不高，实际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白银没有成为货币的时代，大明帝国田赋直接收实物，简单点说就是种什么收什么，种蔬菜就缴蔬菜、种桑树就缴蚕丝、种粮食就缴粮食。您把蔬菜运来了，先在门口等两天吧，坏了，再去拉一车来，税率立马上升两倍；您把粮食运来了，太湿，按三折算、再去拉两车来，税率立马上升三倍；您把蚕丝运来了，陈丝，按一折算、再去拉九车来，税率立马上升十倍……
实物税赋具体按几折算、税率上升几倍，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农向胥吏孝敬多少！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三十税一，实际执行下来，无数百姓就这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田赋好歹是有标准的，徭役就一点谱都没有了，帝国每年都要治水、修路、运漕粮……男子十六岁以上就要为国家服役，不到六十不能休息，一般情况下每年一个月。徭役有很多种，有的只是在当地搬砖锄泥修城墙、有的却是长途运输、有的是让你去前线送死……同样的活儿放在不同时候结果也截然不同，比如，农闲时节没人找你，专捡农忙的时候让你去修路……不能及时播种或收获，咱这一年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税制越复杂，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为了根除这些弊病，自嘉靖年间就有很多名臣试图把税制化繁为简，根除胥吏捞钱的机会，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县令时曾经试验，无论正税、赋役一律折价为白银，可惜，这一改革触动当地强豪的利益，海瑞很快被按上了“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的罪名并被罢官。
海瑞的法子其实是一个好办法，万历九年，在全国土地丈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完成），张居正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又名“一条边法”，即把所有的税收合并到一边，简单点说就一句话：把所有的田赋、徭役都改为白银，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个单词：“赋役合并”、“官为签募”、“田赋征银”。
所谓“赋役合并”，就是将各种名目的徭役并入正税，不再征发居民为帝国无偿干活。
所谓“官为签募”，就是不再按人头计算徭役，谁家土地多、谁家就要服更多徭役。什么？不愿意服役、没有时间？您不来也行，交钱，收到银子后官府会雇人替你服役！
所谓“田赋征银”就更简单，除部分军需项目外，田赋一律折银交纳，不再缴纳实物。
明人徐希明曾这样评价一条鞭法：这种方法相对公平，便于小民而不便于官府贪墨，便于贫人而不便于豪富之家，便于乡民而不便于造弊之胥吏。
“一条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减少胥吏盘剥，实际上，“一条鞭法”对历史的最大作用却在于影响了货币运行，这恐怕也是张居正自己没有想到的。
在经济自然演进中建立一种货币制度需要很长时间，比如，铜材从进入流通到出现统一的货币标准（五铢钱）耗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年，西欧货币从白银转化为黄金也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以国家信誉为货币背书，这种货币很快就会成为人们通用的交换媒介，毕竟国家信用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从出现到为大众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时间——那可是毫无使用价值的一张废纸。
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中，所有帝国税赋都必须以白银完成，这等于说：不但帝国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同时也以帝国的力量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你可以不用白银，赚不到白银如何缴税？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张居正的结局。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拿走强势分利集团千辛万苦聚敛来的土地。在权力巅峰的时候，数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诉张居正，他极有可能不得善终。在一封与地方督抚的信笺中他这样说：世事变迁，他日高台可平、诏令可毁，我怕是连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只不过国事维艰，就让我做霍光、宇文护吧！
很不幸，一语成谶。
张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杨炎、王安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话“吾非相，乃摄也”。不幸的是，张摄政和万历皇帝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总有一天那个十岁的孩童也会长大，那时候的皇帝便不会允许张摄政存在。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死后九个月，万历皇帝宣布张居正犯有谋反、叛逆、奸党三大罪，甚至险些将他剖棺戮尸。自此，大明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总揽全局的人物，帝国则再次陷入一片混乱。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走入了帝国的心脏；三十六年中，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辅在他身边倒下；三十六年后，少年已逝，上柱国、张文忠公回到了故乡，江陵山水应无恙吧！
六十年后，张居正的儿子张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龄，张献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张允修悬梁自尽，张氏家族血脉伴着大明帝国一同消失在历史长廊之中。
大明帝国，再无张居正！
899元红包加1000星币奖励
再专享12%新手项目
新手起跑当然要快！
点击阅读原文立刻领取
↓↓↓ 点击"阅读原文" 热门投资近在咫尺
发表评论